中國經濟新聞網 2017-11-20 13:46:10
張俊偉
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裡根奉行供給學派、放松市場管制，撒切爾夫人奉行貨幣主義、推行 私有化 為開端，新自由主義開始風靡全球：發達國傢紛紛減稅、放松政府管制、推動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陣營國傢推行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原蘇聯和東歐地區甚至出現瞭政權變更；印度、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傢則減少政府的市場幹預、積極融入全球化。在政治層面上，冷戰結束後， 歷史終結論 一度喧囂塵上，美國式民主甚至被視為是 普世價值 的代表、自由民主的樣板，被強行移植到許多國傢和地區。
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的發展趨勢悄然發生瞭變化。標志變化出現轉折點的，就是次貸危機。次貸危機是1929 1933年大危機以來西方國傢發生的最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它爆發於美國，迅速蔓延到發達國傢，並最終席卷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各發達經濟體遲遲不能從次貸危機中擺脫出來的根本原因，從經濟上看是多年來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導致最終需求不振，從政治上看則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凝聚共識、應對重大挑戰方面存在局限性。次貸危機以雄辯的事實，退去瞭罩在市場化、全球化上的玫瑰色。次貸危機後，各國紛紛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具體如：宏觀審慎政策的流行，對幸福指數的關註、對包容性增長的強調、對跨國公司稅基侵蝕和避稅行為的打擊，等等。這些措施充分表明，社會思潮的天平正在從強調市場機制的一端擺向強調政府幹預的一端。
中國的發展和世界潮流的變化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擁抱市場經濟，擁抱全球化。特別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濟改革快速推進，初步建立起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入世談判取得決定性進展，並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 五個統籌 ，即 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提出要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 。 五個統籌 的實質就是加強政府幹預。此後，政府用大約十年時間編織起瞭覆蓋全體國民的養老、醫療保障體系，完善瞭義務教育體系和職業教育體系。即便如此，我國仍然面臨著嚴重的發展不全面、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的社會爭論也趨於激烈。特別是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後，圍繞改革開放的發展前景，圍繞 中國模式 、收入差距等問題，論辯雙方各執一端，激烈交鋒。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凝聚共識，把各項事業進一步推向前進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 舉什麼旗 走什麼路 的問題作出瞭明確的回答，那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 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在此基礎上，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 五位一體 的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要貫徹 四個全面 的治國理政方略。在經濟領域，更是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瞭許多新論斷、新戰略、新政策和新舉措，具體如 新常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發展理念 以及 一帶一路 倡議，等等。黨的十九大報告歸納總結十八大以來的相關探索，根據國情世情黨情最新變化，提出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戰略判斷，明確瞭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科學回答瞭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特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方略，更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堅持的基本戰略方針。在上述背景下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建成的現代化經濟體系註定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特征與內涵
（一）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特征
列寧曾有一句名言：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 。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個判斷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實現現代化的 經典 標準。但學界公認的看法則是：現代經濟始自英國工業革命，是基於機械化、社會化、專業化、科學化的生產方式。當然，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經濟又被不斷地註入新的內涵。具體到我國將要建成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它應該具備如下特征。
一是消除 二元經濟狀態 、基本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現代經濟和傳統經濟的區別，就是人口從農村轉向城市，就業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增加值占我國GDP的比重已經由1980年的29.9%下降到瞭2016年的8.6%，和發達國傢相比差距已經不大。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雖然已經達到57.4%，但比同等發展水平的經濟體低約8個百分點。如果按戶籍計算，我國城鎮人口占比隻有41.2%，城鎮化發展滯後的問題更加突出。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首先要改變城鎮化發展嚴重滯後的局面，基本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全面進入現代工商社會。
二是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為穩定的高收入國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已經從 低收入國傢 步入 上中等收入國傢 行列，並達到其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2016年 上中等收入國傢 的平均人均收入約為8430美元，而我國的人均收入（按匯率折算）已超過瞭8800美元。從國際經驗看，由於公眾需求升級、經濟結構固化、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等因素的影響， 上中等收入 發展階段通常也是風險因素較多的發展階段，很容易出現金融、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動蕩，最終使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努力功虧一簣。我國要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就必須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穩定地進入高收入國傢行列。
三是全民共享發展成果，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發展的目的是為瞭改善生活。而決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僅有平均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還有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鑒於GDP指標的內在缺陷，有關組織已經作瞭許多探索，如聯合國推出瞭 人類發展指數 、世界銀行推出瞭 綠色GDP 、OECD推出瞭 幸福指數 。以人類發展指數為例，它基於健康長壽、教育獲得和生活水平等要素構建，比較全面地反映瞭一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發展面貌。據統計，2015年我國人類發展指數為0.738，在世界上排名第90名，低於我國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和OECD國傢平均水平（0.887）相比，更是存在不小差距。我們要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應該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大力度地改善收入分配、更顯著地改善人民生活，以扭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局面。
四是發展的可持續性顯著增強。一方面，隨著生態文明納入現代化建設的總體佈局，環境保護力度明顯加大，未來我國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局面將得到根本扭轉；另一方面，隨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趨於結束，我國將初步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屆時，社會矛盾將得到有效疏導，社會風險將得到有效化解，國傢安定團結的局面將進一步得到鞏固。
五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初步體現，體制軟實力明顯增強。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談話中曾明確指出： 如果從建國起，用100年的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傢，那就很瞭不起！ 如果我國按時實現瞭上述目標，屆時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將明顯增強。正像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瞭發展中國傢走向現代化的路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傢和民族提供瞭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瞭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
（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內涵
未來我國要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應該包括如下幾方面內容。
一是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這也是在器物層面上人們對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感受。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的消費需求正在快速升級，具體如：人們希望享有安全食品、環保交通、展現個人品味的用品和服務；與此同時，伴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和生產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明顯提升，產品質量明顯改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將推動中國產品擺脫 價廉物美 的傳統形象， 中國標準 中國智造 中國品質 將成為中國產品的新標簽。
二是具有核心競爭優勢的產業體系。商品或服務都是由企業提供的；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則是由具有核心競爭能力的企業提供的。根據《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發展藍圖，到2025年，我國將邁入制造強國行列；到2035年，我國制造業將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我國制造業綜合實力將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要達到上述目標，不僅要積極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居於國際領先地位的領軍企業，還要大力完善上述企業的支撐體系，具體如：科技研發體系、現代金融體系、高素質的人才隊伍以及促進上述資源有效配置的完善的市場機制等。
三是穩定成熟的經濟體制（或經濟制度）。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企業被簡化為以實現利潤最大化（或企業價值）為目標的經營主體，初次分配過程完全由資本所主導。各地招商引資競爭的實質，也是偏向資本方的收入分配政策。今後，隨著對員工主體地位的強調，勞資關系將發生顯著變化：員工對企業管理的參與將明顯增加、員工權益保護將更加嚴格、企業將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企業的經營活動也將更加兼顧利益相關方的關切，更加註重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在分配領域，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意味著政府將以更大的力度來調節收入分配，具體如，遏制招商引資競爭、強化稅收調節作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提供高水平的均等化公共服務等。
從資源配置角度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離不開完善的市場機制的支撐。隻有借助市場機制的高效運作，才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提高經濟運行效率。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又是以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為前提的。社會主義經濟強調集體主義和共同富裕，註定會是 大政府 強政府 。隻有實現國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能確保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地發揮。
四是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文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離不開相應意識形態的支撐。與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文化來源包括：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觀念，具體如法治的觀念、公開透明的觀念、科學效率的觀念等；與主導意識形態相匹配的文化觀念，具體如集體主義觀念、以人為本的觀念等；以及來自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具體如仁愛精神、傢國情懷、正確的義利觀等。
把現代化建設的路線圖落到實處
十九大報告詳細規劃瞭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路線圖。總的思路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基本發展路徑主要有三個：一是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動能的轉換。 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二是要加快建立完善的產業體系。 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 。三是要深化改革，為經濟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十九大報告還從六個方面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瞭部署。除此之外，在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也有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關的論述。要把上述工作部署貫徹好、落實好，需要把握好如下幾點。
（一）牢牢把握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主旋律，提高發展的質量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必須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在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的背景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則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道理很簡單：所有的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管理、土地乃至知識）都是具體的、個性化的。重組生產要素組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過程，是用不規則材料 壘積木 （而不是用標準化的磚坯 砌長城 ）的過程。從本質上講，這是一個分散決策、分散探索的過程，隻能借由市場機制來完成。前些年，一些地方強力引導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結果陷入產能嚴重過剩的窘境，就是一個鮮活的反面例子。實踐表明，現階段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離不開 產業政策的優化升級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產業政策被看作是基於產業而實施的、旨在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今後一段時期，我國的產業政策則需要實現如下轉型：從基於產業分析向基於價值鏈（供應鏈）分析、競爭力分析和產業生態分析轉型，從扶持新興產業、振興夕陽產業向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鼓勵研發和支持產業平臺建設轉型，從錦上添花、層層篩選扶持對象向提供普惠型激勵和為創新型企業雪中送炭轉型。
（二）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夯實制度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黨中央、國務院推出瞭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其總體要求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應當看到，經過幾年的努力，新制度的框架已經基本搭建起來瞭。像國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商事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 放管服 改革）等都已取得顯著進展。現在要做的，首先就是把既有的各項改革措施落實好、貫徹好。
十九大報告重申瞭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近年來，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金融風險快速積累、集中釋放，政府對金融市場運行采取瞭較多的幹預措施。這些措施有的是臨時性的，有的則是保障金融市場有效運行所必需的。隨著條件的變化，那些臨時性監管措施將會陸續退出歷史舞臺。未來的金融市場運行將呈現強監管與高效市場並存的局面。這不僅是有效發揮金融市場職能的內在要求，而且是建立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宏觀調控框架的內在要求。
（三）縮小貧富差距,推動發展成果共享
推動發展成果共享，既是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又是拓展經濟增長潛力、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現實需要。推動發展成果共享，可以從如下三方面著手：一是加強稅收調節。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由於多種原因，上述改革措施尚未出臺。需要加快改革步伐，進一步發揮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等稅種在籌集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積極作用。二是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OECD研究表明，在推動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稅收政策的貢獻約占四分之一，而公共服務的貢獻約占四分之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使中低收入群體也可以享有高水平的教育、衛生、交通、社會治安，從而為其支撐起瞭高質量的生活。三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具有互助性質的收入再分配機制。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雖然實現瞭全覆蓋，但仍不完善，保障水平也相對較低。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 全面實施全民參保計劃 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上述要求，把社會保障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四）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經濟整體運行效率
前面提到，社會主義強調共同富裕，強調社會公平正義，註定是 大政府 的社會。但政府不是全能的，也存在有政府失靈的現象。應積極推動優化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積極推動優化（廣義）政府內部的管理關系，不斷提高政府效能，並在實踐中不斷優化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結合的合理邊界，以實現整個經濟體系運行效率的最大化。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作者：張俊偉 編輯：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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